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冯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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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行好事,莫问前程——冯道(冯令公)
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男人,他一辈子侍奉了五个朝代、十一位皇帝,每换一个老板他都能官居宰相。他活着的时候,天下人叫他”当世圣人”;他死后一百年,却被欧阳修和司马光钉在了耻辱柱上,骂他”不知廉耻”。他就是《太平年》中人称冯令公的冯道,五代十国的官场不倒翁。一千年来,几乎所有历史课本都告诉你,这个人是个没有骨头的软蛋,是个见风使舵的政治投机客。但今天我要告诉你,这个结论可能大错特错。当你真正看完他的一生,你会发现一个远比”忠奸”二字复杂得多的故事。一个在文明即将断裂的至暗时刻,用自己的名节做燃料,为整个民族守住最后一盏灯的人。
嗨,我是王利杰。
要理解冯道,你首先得理解他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。五代十国,公元907年到979年,这七十二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,没有之一。什么叫黑暗?我给你几个数字你就明白了。七十二年换了五个朝代,平均一个朝代的寿命不到十五年。十几位皇帝里,善终的屈指可数,大部分不是被部下杀死,就是被儿子逼死,或者在战场上被砍了脑袋。那个时代有一句话,叫做”天子,兵强马壮者当为之”。翻译成白话就是:谁拳头大,谁就是皇帝。这不是什么政治理想,这是丛林法则。
在这样一个世界里,文人是什么?文人就是砧板上的肉。你能写诗有什么用?你懂经典有什么用?一个不高兴的军阀随手就能把你全家灭门。这就是冯道出生的时代。
公元882年,冯道出生在河北沧州。这个地方有个特点,自安史之乱以来,它就一直是藩镇割据的核心地带,胡汉混居,崇尚武力,朝廷根本管不到。在这片连空气里都弥漫着暴力气息的土地上,冯道的家族却是个异类。他家祖祖辈辈读书,穷,但坚持读书。史书记载,年轻的冯道穿着破衣烂鞋,在茅草屋里苦读经史,外面杀声震天,他充耳不闻。这个画面你品一品。一个在遍地武夫的河北大地上,独自啃书的年轻人。他不是书呆子。他是在那个蛮荒世界里,故意让自己长出一副铠甲。只不过这副铠甲不是铁做的,是字做的。
冯道的第一份工作,是给幽州节度使刘守光当参军。刘守光是个什么人呢?标准的五代暴君。他把自己亲爹关进大牢,把自己亲哥逼走,最后还在幽州自立为帝,建了个叫”大燕”的短命政权。年轻的冯道那时候还没学会后来的圆滑。刘守光有一次要发兵打邻居定州,纯粹是脑子一热,冯道居然站出来直言劝谏,说你不能打,你打了必败。
结果怎么着?刘守光把他扔进了大牢,差点杀了他。幸好有人劝了一句说杀读书人不吉利,冯道才捡回一条命。
这件事改变了冯道的一生。它让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明白了一个残酷的道理:在这个时代,对着军阀慷慨陈词、以死相谏,不叫忠诚,叫自杀。你死了,什么都不会改变,该打的仗还是会打,该死的百姓还是会死。你唯一能改变世界的前提是,你得先活着。
从这一刻起,冯道开始了他的”柔道”。什么叫柔道?不是没有立场,而是不用硬碰硬的方式去达成目的。水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东西,但它能穿透石头。冯道决定做水。
刘守光很快兵败被杀,冯道逃到了太原,投奔了当时北方最强大的沙陀军事集团,也就是后来建立后唐的李存勗。李存勗很赏识他的文才,让他做了掌书记,专门起草军事文书。公元923年,李存勗灭了后梁,建立后唐,冯道一路升迁,做到了翰林学士、户部侍郎。翰林学士在当时叫”内相”,是皇帝最核心的秘书班子。冯道正式进入了帝国权力的心脏。
但接下来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。李存勗建国后迅速腐败,整天跟戏子混在一起,朝政一塌糊涂。所有人都看得出来,这个政权快要完蛋了。冯道怎么做的?他父亲恰好去世,他立刻请求回乡守孝。表面上看,他是在尽孝。但实际上,他用一个完美的儒家理由,避开了即将爆发的政治风暴。
你看,这就是冯道。他不是不懂忠诚,他是太懂了。他知道在一艘正在沉没的船上,跟着船长一起沉下去叫壮烈,但对这个世界毫无意义。他选择跳船,是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
回到乡下之后,冯道做了一件让我非常动容的事。当时赶上饥荒,老百姓流离失所。冯道把自己所有的俸禄和家产全拿出来救济乡邻。他自己住在一间破茅屋里,和百姓同甘共苦。甚至有一次契丹军队骚扰边境,冯道被掳走了,但他靠着从容不迫的气度,居然全身而退。你想想这是什么样的心理素质。一个文人,被游牧骑兵抓走,别人都吓得瑟瑟发抖,他居然能镇定自若到让对方觉得这个人不一般,然后把他放了。
李存勗死于兵变后,后唐明宗李嗣源继位。李嗣源是五代少有的还算靠谱的皇帝,他重新启用冯道,直接拜为宰相。这是冯道政治生涯的第一个黄金时期。
冯道在明宗朝展现了一种极其高明的政治技术。李嗣源不识字,但对儒家学问有一种朴素的敬重。冯道就利用这一点,天天给皇帝讲故事。不是那种居高临下地说教,而是用讲历史故事的方式,把仁政思想一点一点渗透进去。他劝明宗轻徭薄赋、休养生息。在冯道辅政期间,后唐出现了难得的太平景象,史书上叫”天成、长兴之治”。在五代这个遍地烽火的时代,能有几年让老百姓喘口气的日子,你知道有多珍贵吗?
但冯道干的最伟大的一件事,不是当宰相,而是刻书。
公元932年,冯道做了一个改变中国文明进程的决定。他向明宗上书,建议由国家出面,用雕版印刷术,大规模印刷儒家九部核心经典。这个提议为什么伟大?因为在此之前,中国所有的书籍传播都靠手抄。手抄意味着什么?意味着书极其昂贵,普通人根本买不起;意味着抄一遍错一遍,知识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失真。南方的吴国和蜀国已经在用雕版印刷术印佛经和辞典了,但偏偏最重要的儒家经典,还停留在手抄时代。冯道说,不行,国本不能这么脆弱。
这个工程有多浩大呢?涵盖《易》《书》《诗》《春秋》《礼记》等九部经典及其注疏。从公元932年开始,一直印到953年才全部完工,整整二十二年。在这二十二年里,中原换了四个朝代,换了十个皇帝,战火烧了一轮又一轮。但冯道凭借他在每一个朝代都屹立不倒的政治地位,死死护住了这个项目。不管谁当皇帝,他都确保资金不断、人员不散。
北宋的大科学家沈括后来在《梦溪笔谈》里写了一句话,我每次读到都觉得震撼。他说:“版印书籍,唐人尚未盛为之,自冯瀛王始印五经,已后典籍,皆为版本。“翻译过来就是:雕版印刷这个事,唐朝人还没大规模搞,是从冯道开始印五经以后,天下的书才全变成了印刷版。
你听到了吗?沈括把中国从”手抄时代”进入”印刷时代”的功劳,直接记在了冯道头上。这件事的意义怎么说都不过分。它确立了儒家经典的标准版本,它让寒门子弟第一次有机会用买得起的价格获取知识,它为后来宋代科举的繁荣、为理学的兴起、为整个中华文明的知识爆发奠定了物质基础。从这个角度说,冯道是中国的古腾堡。不,他比古腾堡早了五百年。
好,现在故事来到了最争议的部分。
公元936年,后唐内战。石敬瑭为了打赢,干了一件千古骂名的事:他向契丹借兵,割让了幽云十六州,还管比自己小十岁的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叫爹,做了”儿皇帝”。石敬瑭灭了后唐,建立后晋。冯道作为后唐的宰相,按照传统儒家伦理,他应该殉国,或者至少拒绝合作。但他没有。他接受了石敬瑭的征召,继续当宰相。
这是后世骂他最狠的理由之一。但我想请你换一个角度想想。此时的冯道已经是两朝元老,他身后不是他一个人,而是一整个文官集团和无数依附他的家族。他如果殉节,固然可以在史书上留个好名声,但代价是什么?代价是他花了几十年建立的整个行政体系土崩瓦解,他保护下的那些文人、那些百姓、那些还在刻印中的经书,全部失去了保护伞。
冯道选了一条更难的路。他不要名节,他要实效。
后晋时期,冯道被派去出使契丹。这是一趟有去无回的差事,因为契丹人随时可能把使者杀了或者扣留。但冯道去了。在契丹大帐里,面对那个征服者耶律德光,冯道上演了一场教科书级别的生存外交。
耶律德光傲慢地问他:“你要是不来,会怎样?“冯道不卑不亢地说:“我们没有城池没有军队,怎么敢不来呢?“这句话表面是服软,实际上是坦诚,一个坦诚的人反而让强者放下了戒心。耶律德光又逗他:“你是个什么样的老头?“冯道笑嘻嘻地说:“我是个没才没德、又笨又顽固的老头。“耶律德光被逗笑了。在一个崇拜力量的草原君主面前,板着脸讲仁义道德只会招来厌恶。冯道用自嘲化解了敌意,用幽默建立了好感。
耶律德光甚至想把冯道留在契丹当官。冯道没有正面拒绝,反而表现得好像很乐意留下,把行李都搬到了契丹赐的住所,完全没有急着回去的样子。这一招叫”欲擒故纵”的反面,叫”欲走故留”。你越不想走,对方越觉得你无所谓,反而会放你走。果然,耶律德光觉得这老头没什么利用价值,放他回去了。
这一趟出使,冯道不仅全身而退,还为后晋争取了宝贵的喘息时间。你说他没骨头?他是把骨头藏在了肉里。
公元946年,契丹大举南下,灭掉了后晋,耶律德光率军占领了开封。这是中原文明最恐怖的时刻之一。契丹军队在各地烧杀抢掠,中原百姓面临着被大规模屠杀的危险。当时甚至有契丹将领提议,把中原的汉人全部赶走,把良田变成牧场。
在这个生死关头,冯道做了他一生中最惊人的事。他没有逃跑,没有自杀,而是主动去见耶律德光。请注意,他去见的不是什么友好邻邦的君主,他去见的是一个刚刚屠灭了他所服务的政权的征服者。
耶律德光在见面时问了一句话:“天下百姓,如何可救?“这句话是个陷阱。你说用仁义救,他笑你天真;你说用兵马救,他觉得你在威胁他。冯道给出了一个名垂千古的回答。他说:“此时百姓,佛再出救不得,惟皇帝救得。“佛祖再世也救不了这些百姓,只有皇帝您能救他们。
后来的宋朝理学家看到这句话,气得跳脚。他们说冯道这是谄媚!是把杀人如麻的蛮夷捧为活佛!但是,请你冷静地想一想,冯道这句话的真正目的是什么?他精准地抓住了耶律德光的心理。耶律德光南下,心里是有一个野心的:他不只想做草原上的可汗,他想做中原的皇帝。冯道这句话的妙处在于,它把”救百姓”和”当中原皇帝”画上了等号。你想当皇帝?好啊,那皇帝是要爱护子民的。你不能一边想当皇帝,一边屠杀你的子民。
史书记载,正是因为冯道的这番周旋和劝导,耶律德光打消了大规模屠杀汉族百姓的念头。无数人因此活了下来。
你告诉我,在那个时刻,什么叫忠?是追随已经灭亡的后晋皇帝去死,叫忠?还是放下所有的面子和名节,去跟一个异族征服者周旋,救下千千万万条人命,叫忠?冯道选择了后者。他用的不是刀剑,而是语言。他用的不是骨气,而是智慧。范文澜说得好,在”民命倒悬”之际,冯道这种”不知廉耻”的配合,实际上比那些慷慨赴死的忠臣救了更多的人。
这就是冯道最深层的逻辑。他的忠诚对象从来不是某一个皇帝,而是这片土地上的百姓,是文明本身。皇帝是会换的,朝代是会亡的,但百姓的命和文化的根,不能断。
契丹北撤后,刘知远建立后汉,冯道继续为相。后来郭威兵变建立后周,冯道依然是那个站在朝堂上主持交接的人。每一次政权更迭,别人要么逃跑,要么被杀,冯道总是那个率领百官迎接新主的人。他确保了国家机器在最高权力更迭时不至于瘫痪,避免了因权力真空导致的无政府状态和更大的流血。
你可以说他是个”软骨头”。但我更愿意说他是一个”减震器”。他用自己的身体,吸收了政权更迭带来的冲击,让冲击波传到百姓那里的时候,已经弱了很多。
冯道这辈子最后一次刚硬,留给了后周世宗柴荣。公元954年,郭威死了,年轻的柴荣继位。北汉联合契丹趁丧南侵,柴荣决定御驾亲征。一辈子都在顺从君主的冯道,这一次却死命拦住柴荣不让他去。柴荣说:“唐太宗打天下都是亲自出征,我为什么不行?“冯道冷冷地怼了一句:“陛下能比得上唐太宗吗?“柴荣又说:“我以大山之势压碎他们,有什么可怕的?“冯道又怼回去:“陛下能做得成那座大山吗?”
这是冯道七十三年人生中唯一一次激烈的廷争。一个习惯了柔道的人,为什么在生命的最后关头突然变硬了?也许是因为他老了,他觉得这是自己最后一次行使宰相”刹车”的职能。也许是因为他太清楚了,在五代这个赌场里,押上国运亲征是一件风险极大的事,赢了固然好,输了就是亡国。他想保护这个刚刚诞生的、还很脆弱的后周政权。
柴荣没有听他的。但历史证明柴荣赌赢了,他在高平之战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。而冯道,因为这次谏言彻底激怒了柴荣,被排挤出了权力中心,派去修皇陵。同年,这位在五代政坛屹立了三十多年的老人在忧病中去世,享年七十三岁。
冯道晚年写了一篇《长乐老自叙》,这篇文章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。里面有一句话特别值得玩味。他说自己的人生信条是”下不欺于地,中不欺于人,上不欺于天”。你发现没有,这里面没有”忠君”两个字。他把道德标准定义为对天、对地、对人的诚实。在他的价值体系里,君主只是一个暂时的、可变的政治符号,而天地和苍生才是永恒的道德客体。只要对得起天地良心、对得起黎民百姓,侍奉哪个皇帝,根本不重要。
这个逻辑在他活着的时候是被接受的。五代的人都知道,皇帝就是个轮流坐的位子,你让一个文人为一个两年就完蛋的政权去殉节,那是强人所难。北宋初年修的《旧五代史》对冯道的评价也是正面的,称他为”厚德长者”。
真正的翻转发生在北宋中期。随着中央集权的强化和理学的兴起,“忠君”被提升到了绝对道德的高度。欧阳修在《新五代史》里开篇就说”礼义廉耻,国之四维”,然后一顶”不知廉耻”的大帽子扣在冯道头上。司马光更狠,直接说冯道是”奸臣之尤”,他做过的所有好事,在”失节”这个大罪面前,都不值一提。
从此,冯道被钉在了耻辱柱上,一钉就是一千年。
但你有没有想过,为什么欧阳修和司马光要这么做?因为他们不是在评价冯道,他们是在给宋朝的臣子立规矩。宋朝的核心政治焦虑是什么?是怕五代的乱象重演。怎么防止?就是把”忠君”这条铁律焊死在每个读书人的脑子里。冯道就是那个被拎出来的反面教材。他们需要一个反面典型来告诉天下人:无论什么情况,你只能忠于一个皇帝,否则就是千古罪人。这不是历史评价,这是政治宣传。
到了20世纪,现代史学家开始用新的眼光看冯道。最精彩的分析来自著名海外汉学家王赓武。王赓武提出了一个叫”多重忠诚”的概念。他说冯道不是不忠,而是他的”忠”不是指向某一个具体的皇帝,而是指向儒家文化本身和行政秩序本身。在皇帝不再代表天命的乱世,冯道通过服务于任何掌权者来维持儒家官僚体系的运转,从而保护文明不断绝。这叫”文化忠诚”,它超越了狭隘的”政治忠诚”。
我觉得这个分析说到了本质。冯道的一生,其实回答了一个极其深刻的问题:在一个不道德的时代,你如何做一个有道德的行动者?
你可以选择殉节,用死来捍卫自己的道德纯洁。这很壮烈,但对世界没有改变。你也可以选择像冯道一样,把自己的名节当燃料烧掉,换取在黑暗中多亮一盏灯。他救了百姓的命,他护住了九经的刻印,他维持了最低限度的政府秩序。这些事情,死人做不到。
冯道自己写过一首诗:“穷达皆由命,何劳发叹声。但知行好事,莫要问前程。“只管做好事,别去想自己的名声。
这句话放在今天一样震撼。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,在一个规则随时可能被推倒重来的世界里,你是选择站在道德高地上指点江山,还是撸起袖子、弄脏双手,去做那些真正能保护人、保护文明的事?
冯道给出了他的答案。一千年后,也许是时候重新听一听了。
我是王利杰,我们下期见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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